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凤阳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发表《历史辩证法的政治修辞呈现——文体视角下的<共产党宣言>创作史研究》一文。论文将哲学与政治学贯通起来，从文体视角对《共产党宣言》的创作进行政治修辞分析，为这部经典文献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进路。

论文首先提出：依据当今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学研究的一种代表性说法，《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先后有三个稿本，其中，前两个稿本出自恩格斯之手，分别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第三个稿本即我们熟悉的《宣言》定本，由马克思执笔完成。在文献学水平上展开的《宣言》创作史研究，以微观层次的精细化考释见长，但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也在“三稿本说”的框架下凸显出来：时间上晚出的《宣言》定本是否还有原创意味和独立价值？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两难推理，如果认定《宣言》的核心论点在《信条》和《原理》中已然阐明，那么，《宣言》创作的“第一小提琴手”就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反过来，如果像恩格斯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解释的那样，说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那么，这种解释就不纯然是一种谦辞，而是旨在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一种精心谋划的传播策略。本文的研究立意是，文体视角下的政治修辞分析能够对问题的澄清提供帮助吗？

沿着这个方向深入思考，会遇到一个复杂的问题链，其中的第一个环扣，涉及“教义问答”（catechism）与“宣言”（manifesto）两种文体之间的关系。在功能定位上，教义问答适用于通俗化的宣传教育，面对的是文化水准不高的普通受众。恩格斯的《信条》和《原理》用的是这种文体。而宣言则要以启示录式的言辞向不合理秩序下战书，让历史告诉未来。马克思的《宣言》定本用的是这种文体。因此，至少从政治修辞的角度来看，《宣言》的创作不仅是连续性的，而且是间断性的。本文的第一部分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论文接着指出：阐明真理、宣示正义、批判现实、开启未来，构成了作为文体的宣言的一般修辞风格。可是，18至19世纪频现于公共生活舞台的宣言在形式上五花八门，就算进行大尺度的类型划分，也有资产阶级宣言和无产阶级宣言两种，而且，这两种宣言的规范表述还不一样，前者如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用词为“declaration”；马克思执笔的《宣言》，用词则是“manifesto”。如何透过修辞手法的浮表，揭示两种宣言在立论依据和论证理路上的实质性区别，是整个复杂问题链的第二个环扣，也是本文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这部分内容着力阐明，资产阶级宣言的价值支撑是“自然法”，而马克思则以“历史辩证法”为无产阶级政党宣言提供全新的理据。

多少有点棘手的是，马克思之前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巴贝夫、孔西得朗，亦曾发表过“宣言”（manifesto）。一些西方学者还拿这条线索大做文章，对马克思的《宣言》创作进行诋毁。因此，怎样廓清马克思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关系，就构成了整个复杂问题链的第三个环扣。《宣言》定本的第三节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梳理，相对而言，不太受研究者重视。但恰恰是这部分内容，以思想批判的形式彰显了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宏阔尺度上展开的历史辩证法。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尝试说明，只有将《宣言》的第三节与第一节进行对勘，才能更透彻地把握这一划时代文献的总体性论证结构。

在古典时期，“修辞术”（rhetoric）的运用往往联系着某种演说场景，其精要,按亚里士多德的界定，是在政论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一些当代学者将修辞术的运用由口头扩展至书面，认为这种说服的技艺之所以具有政治潜能，乃因为现实的政治总是涉及不确定境况下的决断与选择。“宣言”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修辞，旨在挑战不合理的现存秩序，常以犀利的批判唤起被压抑者的觉悟及行动，马克思执笔的《宣言》也是这样。但是，对马克思来说，任何修辞技巧的运用都仅只在服从和服务于理论论证的大逻辑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因此，一方面是历史辩证法如何以政治修辞的方式呈现出来，另一方面是政治修辞的言语表达怎样遵循历史辩证法的内在理路，两者相互发明，构成了重思并领悟《宣言》精髓的一个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