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刘志彪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发表《产业链政策：中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践的新趋势》一文，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研究具体的建设路径与政策措施，并认为以合成化、综合性产业链政策为中心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产业经济学在新时期提出的新命题、新挑战和新任务。

作者首先从实践的逻辑分析了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政策路径及其融合趋势。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一直有两条截然不同的政策路径：一条是突出“产业体系”中“技术进步、结构变动”的产业政策推进路径，它长期受到我国政府的青睐、占据中国产业经济学理论的主导地位；另一条是以竞争政策为中心的推进路径与策略，注重强化结构演化的内生动力机制和社会效率，一直是崇尚市场竞争的先行工业化国家建设、维护与巩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主线。后者认为，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应该更多地关注技术进步、产业演化背后的激励机制，不应该也不可能主要去研究科技进步和产业演化的具体方向问题。不过，这两条长期对立的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维护与巩固的政策路径，在当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都已经难以适应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变化的要求，在实践中它们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相互模仿、互相融合、逐步靠拢的道路。

作者从政策理念、政策指向、政策工具等方面，分析了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近十几年来从依赖于竞争政策的推进路径，转向高度重视利用产业政策的路径的事实。同时，从中国的情况看，一边高度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特别是强调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一边也在大力破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各种障碍，逐步把竞争政策作为基础性诉求，说明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如果没有建立起竞争性市场结构，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就缺少经济动力。

作者特别指出了经济发展阶段对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政策路径选择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欧美国家来说，其在发展中的任何探索，都无前人经验可循，都需要付出高昂的“披荆斩棘”的探路成本。由此，这些国家将具体的选择权交给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依靠企业家的探索和市场竞争，去有效地推动创新和产业发展，就可以极大地降低发展成本，必然要以竞争政策为主。但在当今，中国的崛起让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美国开始全面实施针对中国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同时，对搭上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中末班车的中国来说，由于与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水平有距离、技术有差距，只有把有限资源集中在特定技术领域与产业上，才可能获得一定的突破。因此借鉴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规律，选择“有迹可循”的技术路线与产业赛道发展，是成本最小、风险最低、发展最快的模式。这时，就会有巨大的动力采用选择产业政策的路径来加速赶超。但在新一轮的以“智能技术”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将可能使中国处于发展的前沿，目前我国很多技术和产业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形成并跑与竞争态势，甚至在部分领域形成一定的领先优势。这时，我国的技术与产业的发展路径便要自我探索。为了降低发展成本，需要我们依靠竞争政策来推动技术创新和提升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水平。

作者指出，从政策实践看，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向，也同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过去关注通过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增强社会福利的目标，或利用产业结构变化促进快速增长的目标，共同指向强化产业链，尤其是加强产业链的韧性与安全，由此把系统地实施产业链政策放到了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中心地位。政策指向“强化产业链，尤其是其韧性与安全”的新政策路径，有利于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冲突，使其围绕产业链现代化目标产生互补效应；这种指向有利于在技术快速发展变化的条件下，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反垄断标准，促进现代产业的科技进步；在产品内分工基础受到冲击的条件下，这种政策有利于在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排斥中国的背景下，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根据上述分析，作者提出要从“点、线、面、体”这四个方面，全面构建有助于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产业链政策体系。其中，产业链节点突破政策，目标与指向就是强调统筹推进补短板、拉长板、锻新板、强基础战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产业链环节连接政策，指向增强产业链的各环节、各阶段的协调能力，化点成珠、串珠成链，由点入线的连接，确保产业链上各种力量同向发力；产业链纵横融合政策，就是把一对可能对产业链运行产生矛盾的政策，融合为协调一致的、有利于促进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产业链政策；产业链布局优化政策，就是要在开放条件下激励要素流动、集聚与集中，从空间层面优化产业地区分工与要素配置，形成有竞争力的创新集群和全球产业链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