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王建华在《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发表《民主集中制中国化的早期实践》一文。文章指出，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践从集中化到布尔什维克化，再到中国化的创新发展，走过了一个"之"字形发展过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始终是中共组织建设史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作者认为，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对中共初创时期组织原则与俄共（布）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关系关注不够，特别是未能深入系统梳理党的早期领导人对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俄共（布）的党内斗争与组织原则是如何认知的、中共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及其深层次历史缘由等关键问题，因而对于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国化的研究很难取得进一步突破。有鉴于此，作者以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化历史进程为中心，深入挖掘中共一大到七大的会议文献档案，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实践出发，揭示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与实践特色。

作者首先回顾了中共成立前民主集中制的创生与实践，包括这一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以及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理解与接受。民主集中制的创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出发点是革命的需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初，组织十分涣散。为此，列宁重点强调党的统一性与集中性。围绕这一观点，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展开激烈争论并形成对立。为了避免党的分裂，列宁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则，但并没有在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那就是一直强调中央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少数服从多数，只是更加明确了原本就认可的民主原则。中共的创立者们从俄共（布）党内斗争特别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列宁"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了中国特色的解读。

随后，作者以中共一大到四大的会议文件为中心，探讨了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化实践。从权力集中的组织理念出发，中共二大强调要有集权精神与铁的纪律，才能避免无政府的状态，但是这并不否认党内民主。作者以中共三大代表对于国共合作方案的讨论，以及四大召开前对于基层组织与个人意见的征求为例，展现了这一时期组织原则的民主性。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党内小组织问题，中共通过派驻委员、召开会议、整顿支部等方式加强中央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但是此时党内仍然存在组织建设薄弱、缺乏集体领导以及个人主义倾向等问题，需要尽快调整党的组织原则。因此，民主集中制在中共五大之后进入党章，又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逻辑必然。

从中共五大到六大，是民主集中制的布尔什维克化发展时期。就组织原则而言，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要按照苏联经验建立民主集中制。比较这一时期中苏两党的章程，可以发现体例与内容的高度一致性。为了打破家长制、命令制的遗习，中共强调实行党内民主。然而，许多地方又因此出现了极端民主化的弊端。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指导地位，成为民主集中制布尔什维克化的又一面相。此后，从广州起义举起"苏维埃"旗子到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的政权系统建立，通过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苏维埃"，成为中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化的重要标识和政治符号。

实践发展推动着理论进步，从遵义会议到中共七大，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追求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化创新。遵义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是以多数的正当性否决了党内少数领导同志的报告，真正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中的民主制内涵，开启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国化的新阶段。及至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共进一步完善党内会议制度，完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这使得中共组织原则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实现了组织原则与组织纪律的统一。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党的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逐步完善。贯穿这一过程的，则是中央对党性教育的高度重视，这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作者特别强调，中共七大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中国化发展意义非凡。七大新通过的党章对于民主集中制有了更全面规范的表述。组织原则在内容上的新变化，标志着中国化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渐走向成熟并成为组织建设的行动指南。

最后，作者在比较视野下探讨了中苏两党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与实践，指出中共创造性地解决了党员个体与组织的关系，强调通过重大会议促进党内团结是中共在革命战争条件下推进民主集中制实践的一大特色。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特有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中国化的民主集中制是基于中国社会土壤生长起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完善党内组织生活提供了成熟的制度框架。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集中制中国化的早期实践，对于"两个确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建构，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