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 《学习时报》 2010年3月22日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过程中，以下基本问题被提出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怎样与相关学科相对区别开来？怎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才真正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而使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入大众心灵世界，获得学理支持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我的基本观点是：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学说本性中获得启示。
马克思学说与“大众立场”
马克思学说的本性，首先体现为“大众性”。马克思学说的立场根本上是“大众立场”。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遇到了为德国劳苦大众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哲学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和“精神武器”，而无产阶级是实现哲学的“心脏”和“物质武器”，强调哲学要与无产阶级联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着重研究工人阶级的劳动异化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强调“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就是说，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的利益就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
这种大众立场的理论表达，就是马克思学说具有“大众形态”。要解放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就必须去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研究工人阶级的现实生存处境与发展命运，以建立一种为工人阶级立言、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就是说，马克思学说又具有“学理形态”。这样的理论要用来武装工人阶级政党，使工人阶级政党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使工人阶级由自发走向自觉。也就是说，马克思学说还具有“政治形态”。这三种形态是有机统一的，且最终统一到“大众形态”上来。
马克思去世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其“政治形态”日趋突显，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理论武器）；其“学理形态”主要是为“政治形态”服务的，相对独立的“学理形态”之发展受到一定影响；虽然“大众形态”不断被强调，但最终没有完全真正建立起来。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术界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政治轻学术的倾向，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性。但这种倾向既远离政治，又远离人民大众。这样的结果，就使人民大众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要么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要么是专家学者在书斋里进行学术研究的一门学问，离他们较远，甚至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可敬而不可爱”，进而远离马克思主义。这就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感染力、凝聚力和生命力。
由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务之急，就是必须首先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本性”，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立足大众立场，维护大众利益，为大众立言。
马克思学说与“时代问题”
马克思学说的第二个本性，就是在对“时代问题”的解答中表达时代精神。
马克思学说在本质上具有“问题意识”。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的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首先体现在影响这个时代命运的问题中。
马克思虽然生活在近代欧洲，但他总是跳出近代欧洲，把他当时面临的“问题”放在大的时空背景即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并提升到规律层面来思考。这样，马克思思考、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他那个时代带有根本性的总问题，即资本控制社会的逻辑；三是东方社会特殊的发展道路。通过研究，马克思指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目的，就是每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平等发展、自由发展。这些问题显然具有跨越时空的一般性。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应具有问题意识，即研究置于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国问题”。其中主要包括 “当代中国的总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当代中国的总问题，主要是如何逐渐消除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共同控制社会的弊端、进而培育人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主要是如何既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来消除封建主义遗毒、进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又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带给劳动大众的痛苦；进一步来说主要就是如何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当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定意义上缺乏“问题意识”，对“中国问题”往往不予深入问津，既不去关注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总问题，又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缺乏深层次的学理研究。
由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应以“时代问题”或“中国问题”为中心，着力在中国化、时代化问题上下功夫，以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学说与“结构分析”
马克思学说的第三个本性，就是善于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来解释、分析社会历史问题。
马克思为了解释、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从“静态”来讲，主要是社会结构理论，从“动态”来讲，主要是历史发展过程（规律）理论。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具有四个核心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因素）、上层建筑（政治因素、文化因素）构成合力推动着社会历史发展；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之间构成不同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往往就是什么样的；归根结底，经济因素起最终决定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而它们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里，马克思特别注重运用社会结构来解释、分析社会历史。换句话说，“结构分析”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解释、分析社会历史的最根本的方法。这样来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质上首先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理论。
马克思运用“结构分析”方法得出的具体结论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但他的“结构分析”的根本方法经过适当转换可以用来分析“中国问题”。影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有三种力量：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文化力量渗透于三者其中；这三种力量之间的结构是政治力量相对过大，而经济力量、社会力量相对较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常常依附于政治力量；政治力量的载体主要是政治权力及行政权力，而政治权力及行政权力是分层级的，由此就构成了以权力层级为核心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必然形成这样的权力运作方式，即权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级管制、缺乏制衡。马克思指出：东方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是产生中国许多问题的一个“根”，是我们一些好的理念、思想、政策得不到真正有效贯彻落实的一个“根”。
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自觉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来破解中国问题，来解释、分析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社会现实，进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学说与“一整块钢”
马克思学说的第四个本性，体现为整体性，即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一整块钢。”
在马克思那里，没有独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是融合在一起的，也都是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服务的。马克思是运用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从而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理论（方法）、问题和结论是有机统一的，是同一个研究过程和逻辑过程，是同一个研究过程的三个不同侧面。这三个侧面不能独立分开，更不能分割；否则，既背离了马克思学说的本性，也不能称其为“马克思的研究”。马克思学说的这种本性，就是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整块钢”。当然，为了研究方便的需要，可以相对把它们分开，但只能是“同一块钢”的不同侧面。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而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理论。仔细研读马克思一生的主要著述可以看出，他的每一本著作都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体，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无不如此。
马克思去世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开始出现了相对分离的现象。有些理论家往往把马克思的学说解释成“经济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有的思想家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独立部分。在当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被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分门而从，分家而治，分田而耕。这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误解。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本性，从总体性上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相对分开且从各自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体现大众性，研究本领域的问题，且往往各自相对分开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则注重从整体性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全方位体现大众性，从总体上研究“时代总问题”，而且强调三者彼此理解，既注重从哲学角度理解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又注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理解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还注重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理解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样做，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才是在科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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