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5月24日 北京日报 毛志成
社会科学的主要功能是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单是解释世界也不是简单的事，也需要真知、真识和真本领，在这样的事上，中国社会科学曾经达标而后来却不达标了——
有关社会科学的某些研讨会、座谈会,有时我也接到了通知。这样的事，本身就使我尴尬。因为我无非是个平平常常的文人，对社会科学来说我既非专家，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见识。但我还是去了，为了学习嘛。
来到会议上之后，见到的人（当然是大大小小的名人）及其发言无非有三种：一是有官衔的人，讲的话大都近于政治报告，与科学无大关系；二是在文界、艺界有名的人，讲的话往往近于闲侃，同样与科学无关；三是名副其职、名副其衔的“社会科学家”，他们讲的话是由一大串艰深的名词、概念、术语串连成的。我听不太懂，颇惭愧。不懂怎么办？只好学嘛。怎么学？无非是将他们的深奥语句在我心里暗暗译成大白话。这样一译，我才惊讶地发现：天！那是许多平常人都懂的常识呀！或是老生常谈！与学识、学问、学术不是一同事！
我本想沉默，偏偏又不让我沉默，一定要发言。我的发言，当然毫无精彩性，无非是先背诵一遍马克思碑文上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没想到背诵了马克思碑文上的那段话之后，一激动，我就索性继续“发言”了。大意是：
如果社会科学的主要功能是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单是解释世界也不是简单的事，也需要真知、真识和真本领，智能上的不达标者是做不到的！
在这样的事上，中国社会科学曾经达标而后来却不达标了，值得思考。
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中，不少的“家”都曾是解释世界的妙手。例如道家始祖老子，就解释了事物、社会、人生的“对立统一”法则。连后来出了大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曾大为惊叹地说，世界的哲学故乡在中国。
世界的哲学故乡在中国，当年的社会科学家解释世界何以解释得那样明白透彻？取决于他们的三种品格：
一，他们的解释带有原创性，不是对他人见解的重复或复制；二，他们潜心于世界的意义追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忠于科学本身”，而不听命于任何其它的社会势力；三，他们认识世界出于朴素的、执着的意愿，而无个人名利的追求。
为什么两千多年后的中国社会科学却在退步呢？源于连解释世界的主动性和勇气也都退化了。即使解释，也变成了“再解释”，即被动性解释、重复性解释。当年“左”风盛行时，第一解释权只由政治掌控。而专搞社会科学的人，也就成了政治活动（运动）的画图员或文秘。任何的社会变革，包括恶性变革和良性变革，都是由政治（包括政权、政策、政令）下达号令的结果。而社会科学本身，使命也只能是追随式的“再解释”。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虽然思想解放、科学解放、人性解放不仅获得了最大允许度，甚而成为时尚，但由于利益驱动、名利追求成了新的风气，将到处自我表现当成学术价值。于是使社会科学成为经济科学的点缀物或装饰品。这样一来，连解释世界也就成了世界本身的攀缘物或寄生物。
实话说来，社会科学理应有改造世界的能量，理应也是一种生产力。它的特殊功能仅仅在于：一，它对被公认的美好社会不满足，提出了更高更理想的要求，呼唤人们更加有效地前进；二，对社会的阴暗面和僵化、腐化的事物提出有力的批评。如果相反，流于对社会美好现象的吹捧或虚夸，对阴暗现象的掩饰和躲避，即使推出了成群成伙的社会科学“名家”、“大师”，也只能更加证明社会科学的乏力或无用。
总之，社会科学是鼓舞性极强的社会号角，是虽然不拿武器但有实战价值的号兵。今天的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沦为实战之余的戏台道具，成为与实战无关的演艺人员，实在可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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